秦孝公（前381年－前338年）去世后，商鞅被秦惠文王嬴驷杀害，外界普遍认为秦惠文王的举动更多是出于泄愤。然而，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不如此简单。 秦孝公虽然是商鞅的伯乐，曾经深知商鞅的才干，但他其实早有除掉商鞅的打算。之所以未能当面做出决定，是因为秦孝公一方面要保住自己的信誉，另一方面也想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定。毕竟，他在《招贤书》中写得明明白白：“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”若是言而无信，便会失去人才流入秦国的机会，而他自己也会被后世口诛笔伐。因此，虽然秦孝公心中有所打算，却也只能默默放任商鞅的处境，任其成为替罪羊。直到他临终时，商鞅的命运依旧没有得到保障，反而像被丢入狼群一般，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。
继位后的秦惠文王显然清楚父亲的意图，并且他也明白，消除商鞅对他政权的威胁有多么重要。 商鞅不仅引发了很多贵族的不满，而且秦国民众中也有因变法而积累的怨气，必须要为此平息一部分愤怒和抵触情绪。商鞅的死，便成了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秦惠文王并不急于公开宣布自己的意图，他也明白杀害商鞅必须有一个合适的理由，不能仅凭个人情感作出决定。于是他选择了借私怨的名义来为杀人背书——商鞅曾在推行变法时与秦太子嬴驷一派有过激烈冲突，并且为了强硬推行新法，商鞅甚至亲自“处置”了太子嬴驷的老师公子虔，割下了公子虔的鼻子。虽然这种行为在公私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但从惠文王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理由不仅能为自己收拾残局，也能为商鞅的死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遮掩。
商鞅自知即将迎来悲惨结局，早在风声鹤唳的日子里，他便察觉到自己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。 甚至在秦孝公去世时，商鞅并未去吊丧，而是提心吊胆，心生逃跑的念头，忙于谋划逃亡路线。商鞅的封地商於，位于秦、魏、楚三国交界，地势险要，容易防守。商鞅深知，在秦国变法的背景下，自己的位置充满了危险，但他仍然保留了最后的希望，认为自己有办法逃脱这场灾难。商於作为秦国的战略要地，承载着重要的军事价值，同时也是商鞅为自己谋生的基础。在封地内，商鞅也未停下对抗的步伐——他自掏腰包，雇佣了超过一千名卫队，并且组织起数千老弱病残的士卒，勉强组成了一支私人的力量。
然而，商鞅的逃亡计划并非一帆风顺，他被困于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中。 第一个障碍便是楚国——楚国与秦国关系密切，且秦军把守的武关更是难以逾越。其次，魏国也未必愿意接纳商鞅。商鞅曾向魏国求助，但得到的答复令他失望，魏国显然选择与秦国站在一条战线上。至于巴蜀之地，因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与楚国的接壤，商鞅知道此路不可行。于是，商鞅做出了一个相对冒险的决定——他决定穿越秦国领土，通过关中进入崤函通道，再借助水路通过黄河进入韩国，借此逃往其他国家。商鞅认为，若能进入关东，他就能如脱笼之鸟，获得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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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商鞅的最后一站是郑县，这个被五千秦军严密把守的城池。 商鞅的计划本身是极其冒险的，但他依然抱有一线希望，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突破防线。然而，在战功爵位制度的刺激下，秦军显得异常勇猛，商鞅的军队很快便陷入了混乱，最终被打得四散溃逃。商鞅本人也未能幸免，最终被捕并且被车裂于咸阳，结束了他充满变革与争议的一生。
商鞅的死，实则是多个因素交织的结果。 首先，他的封地商於是秦国推行郡县制的重要步骤之一，原本只是为了便于安置商鞅的功勋，却最终成为了压垮商鞅的枷锁。在秦国的权力体制下，地方权力的集中是不可允许的，商鞅的封地最终必定被回收，和其他类似的历史人物一样，商鞅注定了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。
商鞅变法的核心理念是通过严酷的刑法和强制性规定，将百姓转化为战争机器，以此支持秦国的快速崛起。 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，令秦国的军事力量急剧增强，但百姓的苦难却不可忽视。许多普通百姓因变法而深受其害，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商鞅的这一做法虽然为国家解决了兵源问题，却让民众的怨恨积累成山。赵良在劝谏商鞅时曾言：“相秦不以百姓为事，而大筑冀阙，非所以为功也。”即商鞅虽然通过变法获得了一些成功，但忽视百姓之苦，最终必将招致民怨。
此外，商鞅的变法还打破了宗室贵族的利益，弱化了他们的权力，这也是商鞅死于非命的原因之一。 尽管商鞅的变法增强了秦国的中央集权，但也让许多贵族失去了他们的特权，直接导致了这些贵族对商鞅的仇视。这些失去特权的贵族自然不愿意放过商鞅，而他们手中的权力更为商鞅的最终死亡埋下了伏笔。
结语： 商鞅变法虽然带来了秦国的强盛，但由于其对百姓的压榨和对贵族的打压，最终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结局。从春秋战国的纷争，到秦国强大的崛起，商鞅的变法虽然为秦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，但他忽视了民众的痛苦与贵族的仇恨，使得自己终成众矢之的。商鞅的故事警示我们，改革与变法必须在考虑到民意与社会稳定的基础上进行，唯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权力的漩涡，走向不可挽回的悲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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